1983年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时，刘良因一本苏联法医学著作对这个职业产生浓厚兴趣，主动与被分配到法医岗位却无法适应的同学对调工作，从此再未离开解剖台。43年的职业生涯里，他完成了4000余次尸体解剖。从腐败胀气的现场，到重重谎言掩盖的迷局，他习惯了用绝对的理性去缝合血腥与残缺。今年3月，退休后的刘良推出了他的科普新书《真相不会沉默》。这是一次对43年法医生涯的回望，也是对生者的一次告白。刘良：我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做婴儿和小孩的尸检。但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家属相信我，要求必须由我做。近期这件事情，这个孩子的形象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。一直到最后，把孩子的衣服穿上、包起来的时候，我嘱托助理，孩子在解剖前头上戴了什么，解剖完要为孩子还原一下。所以特殊情况下，我会对小孩有记忆。除了我哥哥，我们全家人都签了遗体捐献协议。我建议他别签，得有一个人在外面给我们上坟（笑）。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去向了。我走了以后，可能会被送到我们学校解剖教研室的大池子里，就在我现在办公室的隔壁。我的身体会告诉学生们：我的胆囊摘除了，我得过胰腺炎，胰腺可能有毛病，你们可以多看一看，哈哈哈哈。 武汉市有一个遗体捐赠者的纪念碑。我和父母的名字可能会在不同的碑上，按照年份排列好。我母亲跟我说，能不能把她跟父亲的名字放在一起？我说咱不能破坏人家的规矩。